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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Vol. 36 >Issue 10: 158 - 164

DOI: https://doi.org/10.11924/j.issn.1000-6850.casb18120053

Research article

Study on the Specific Performance and Induced Problems of Rural Decline in Southwest China

  • Tang Lig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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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hongqi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Chongqing 401329

Received date: 2018-12-13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9-04-03

  Online published: 2020-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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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YBSH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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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decline of rural areas in the southwest mountainous areas through the case of three villages in Chongqing.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phenomena and problems of rural decline in the southwestern region have become more serious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geographical features, production conditions and living patterns. It has shown a large outflow of population, an increase in farmland abandonment, an increase in the vacancy rate of agricultural houses, aging of farmers, a low level of farming willingness, a decline in the proportion of agricultural income in household income, an outbound shif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and a weakening of village self-governing organizations. These phenomena have caused problems of rural pension, agri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rural governance and rural civilization. The article proposes that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we should fully consider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make decisions based on local conditions, highlight local culture and rural pension issues, activate rural resources, enrich agricultural forms, and boost the rural economy.

Key words： rural decline; situation; phenomenon; problem; rural revitalization

Cite this article

Tang Ligui . Study on the Specific Performance and Induced Problems of Rural Decline in Southwest China[J]. Chinese Agricultural Science Bulletin, 2020 , 36(10) : 158 -164 . DOI: 10.11924/j.issn.1000-6850.casb18120053

0 引言

乡村,一般是指居民以农业为经济活动基本内容而形成的各种形式的居住场所（村落或乡村聚落）[1,2]。《辞源》一书中,乡村被解释为主要从事农业、人口分布较城镇分散的地方。以美国学者罗德菲尔德为代表的部分外国学者认为：“乡村是人口稀少,比较隔绝,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基础,人们生活基本相似,而与社会其他部分,特别是城市有所不同的地方。”在国内一些文献中,乡村亦泛指农村[3]。
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加速,大量农村随之发生剧变。一方面是城中村和城市近郊农村被城市吞并,从农村向城市社区转变,农民变市民,开始享受城镇化带来的福利;另一方面是大量偏远农村逐渐衰落,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失,乡村慢慢变得人烟稀少、土地撂荒、房屋空置,一些自然村甚至直接消亡[4]。村庄衰落是一个渐进的演变进程,但近些年却有加速趋势。统计数据显示,从2006年第二次农业普查到2016年第三次农业普查期间,全国行政村减少了4万多个 [2,3],平均每年有近4000个村庄再消失[5,6]。大量乡村衰落乃至消亡,使国内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面临新的形势与问题。因地理地貌等因素,乡村衰落具体表现与反映出的问题有一定的南北差异[7]。
乡村衰落是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结果,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8]。英、美、日等发达国家同样出现过农村日益冷清、老龄化严重等问题;俄罗斯有不少村庄正在消失、耕地荒芜;印度甚至濒临农业经济破产边缘。为破解乡村衰落问题,各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试图复兴乡村经济。如美国先后制定了“新城镇开发法”、“都市化的村庄”计划,并于1984年在马萨诸塞州成立“乡村中心”,专门研究农村面临的特殊问题[9,10];法国政府为振兴农村,修建了众多深入到农村和落后地区的公路和铁路,并设立“农村发展整治基金”对衰落的农村地区进行整顿、改造[11];日本先后出台了《盯村合并法》、《过疏法》等一系列政策法规促进农村的开发[12]。
中国历来重视三农问题,如2005年提出了新农村建设,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四税（农业税、屠宰税、牧业税、农林特产税）,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2年聚焦三农问题,有力推动了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使国内粮食持续增收,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过程中,农村大量人口外流趋势无法阻止,国内乡村衰落趋势加剧,特别是在西南地区,由于农业规模化与机械化偏低,农业生产劳动强度大,劳动力成本高,农业经营风险高收益低,且农村生活条件差,乡村生活对新生代农民吸引力不足,使西南地区的乡村衰落形势更加严峻。统计显示,2017年末重庆行政村数量比2007年末减少10.8%,第一产业CDP占全市GDP的比重下降了3.4个百分点[13,14]。笔者以重庆3个不同条件具体村庄为例,分析西南地区乡村衰落的具体表现,挖掘其后诱发的深层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西南地区乡村振兴的思路,以期为当前乡村振兴提供现实素材和决策参考。

1 数据来源

项目组综合考虑区位分布、地理条件与产业基础等情况,选择长寿区的A村、丰都县的B村和彭水县的C村作为重点调研村庄,于2018年1—3月对上述3个村庄开展深度调研。
A村位于渝西长寿区,村庄临近长寿与渝北交界,距离长寿和渝北区府所在地约为45、62 km,通过包茂高速连接重庆主城,距离约100 km,村庄到高速路收费站仅12 km。良好的区位优势,使A村引入1家农业企业,流转该村及临近耕地约200 hm2土地,发展柑橘与休闲农业,形成了采摘、食宿、会议休闲等为一体的乡村旅游模式。
B村位于渝东北丰都县,距离丰都县18 km,距离重庆主城160 km,103省道贯穿而过,交通便利。该村属于浅丘坡地地形地貌,农业生产基础条件良好,村民有长期种植经济作物榨菜的技术与习惯。目前该村发展有3家农民专业合作社,主要从事肉牛、生猪与蛋鸡养殖,同时新引进1家大型养鸡企业,正处于建设阶段。
C村位于渝东南地区的彭水县,距离彭水县城73 km,距离重庆主城区240 km左右。C村地处深山,属于市级深度贫困村,村庄连接乡镇有近15 km的盘山公路,无公共交通,村民出行不便,该村所属乡镇所在地无集市,村民买卖农产品与家庭用品一般需到17 km以外的邻省某镇。该村属高山深谷地貌,农业生产条件相对较差,村里农业种植业仍然以传统作物为主,养殖户有8家大户,主要进行土鸡养殖。
除对上述调研村庄开展村情的深度调研外,课题组在上述3个村庄,每个村庄随机选择50户农户作为样本进行走访调研与问卷调研,回收有效调研样本150个。

2 西南地区乡村衰落的具体表现

2.1 人口大量外流

乡村人口大量流失是乡村衰落的重要标志,正是近40年来农村人口呈现出的单向性外流,加速了国内乡村的衰落速度[15]。3个调研村尽管区位条件、地理地貌、产业基础等各不相同,却同样面临村庄大量人口流失的局面。从表1可以看出,3个调研村庄的外流人口都超过一半,流失人口最多的A村,外流人口占全村总人口的68.5%,外流人口相对较少的是B村,外流人口占全村总人口的53.9%;此外,在3个村庄的留守人口中,劳动力占比分别依次为21.9%、55.2%、17.7%。
表1 调研村庄人口分布情况统计表
调研村庄 村庄人口/人 外流人口/人 外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留守人口/人 留守劳动力占留守人口比重/%
总人口 劳动力 外流总数 劳动力 总留守人口 劳动力
A村 3150 2098 2159 1881 68.5 991 217 21.9
B村 2653 1435 1430 760 53.9 1223 675 55.2
C村 1225 694 829 624 67.7 396 70 17.7

注：劳动力统计的是村庄年龄在18~60岁的人。

这2组数据正好可以反映出调研村庄村情。A村由于耕地大量流转给企业,不少村民家庭不再进行农业生产,进驻企业尽管需要劳动力,但季节性强,所以村民更多选择外出务工;外出务工中劳动力占比最大,反映了该村优势条件,该村距离主城近,村附近有小学,外出务工人员回家看望老人孩子和儿童上学便利,所以该村非劳动力外流比例最小。B村外流人口在3个调研村中最少,仅占全村总人口的53.9%,是因为该村农业产业发展较好,既有规模种养业,又有村民长期种植榨菜,此外,B村距离丰都县城近,村民就近务工经商便利,也因此该村留守村庄劳动力占留守总人口比重也是3个村庄中最高的,达到55.2%。C村地处高山贫困地区,外流人口较多,特别是劳动力大多外流,留守劳动力仅占全村劳动力的10.1%,占留守人口的17.7%。

2.2 耕地撂荒增多

伴随着大量人口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曾经被农户视为生存之本的耕地不再被重视,越来越多的耕地被撂荒。从表2可以看出,3个调研村庄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耕地撂荒,其中,撂荒面积最大的是C村,撂荒耕地比重达到34.5%,最少的是B村,仅2.9%。可见,A村尽管有近一半的耕地流转,但剩余的耕地仍然有45%左右被撂荒,村民表示,耕地撂荒情况,最早出现在2005年左右。B村有良好的区位优势与农业产业基础,耕地撂荒率比较低,即使全家外出务工,村民也愿意流转或免费帮其代耕。C村人口最少,人均耕地面积最大,但该村耕地中,水田耕地面积比重仅占17.9%,余者均为有一定坡度的旱地,由于地广人稀,不少旱地逐渐无人耕种。
表2 调研村庄耕地及撂荒情况统计表
调研村庄 耕地面积/hm2 撂荒面积/hm2 撂荒比重/%
耕地总面积 田 土
A村 201.8 91.5 110.3 48.4 24.0
B村 191.2 112 79.2 5.5 2.9
C村 351.3 62.3 289 121.3 34.5

2.3 农房闲置率提高

农村人口的外流,从早期的家庭青壮年男性劳动力转移,到当前不少家庭的举家外出,使不少村庄出现了农房人去楼空的现象,有的村庄甚至十室九空。从表3可以看出,3个调研村庄中,房屋空置率最高的C村达到26.4%,最低的是B村,仅8.2%。
表3 调研村村民户数及房屋空置情况统计表
调研村庄 村家庭总户数/户 村整户外出家庭户量/户 房屋空置率/%
A村 1 168 242 20.2
B村 765 63 8.2
C村 303 80 26.4

注：房屋空置率=村整户外出家庭户量/村家庭总户数。依据农村家庭惯例,以一户一房为标准统计,整户外出即认为有一套农房空置。

与村庄农房空置率逐年增加不同的是,不少农村家庭在外购买了商品房。从表4中可以看出,3个调研村庄平均在外购房率达到26%,其中调研村家庭在外购房率最高的是C村,达到29.0%,最低是B村,农户在外购费率20.9%。从中可以看出,贫困村C村在外购房率反而最高,调研中注意到,C村村民对在外（彭水县城和重庆主城）购买商品房的愿望最迫切,这与C村地处高山,出行、教育、医疗等不便利有密切关系。
表4 调研村村民在外购买商品房数量统计表
调研村庄 村家庭总户数/
户		 在外购买商品房户数/
户		 农户在外购房率/
%
A村 1 168 328 28.1
B村 765 160 20.9
C村 303 88 29.0

2.4 农民务农意愿不高

中国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出台大量惠农政策,助推农业产业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农民收入增加。但调研发现,农民从事农业的意愿仍然不高。在150户样本家庭中,有20~60岁劳动力留守村中的家庭63户,这63户家庭中,留守劳动力专职从事农业生产的仅有35户家庭。这35户家庭劳动力之所以留守农村且从事农业生产者,大多因为家庭有年迈或生病老人、幼童需要照顾,或自己身体有疾病等客观原因。当35户家庭劳动力被问到是否愿意长期从事农业生产时,有18户家庭的留守劳动力选择不愿意,10户家庭的留守劳动力认为在能获得更多政策支持条件下愿意发展农业产业,有7户家庭的留守劳动力直接选择了愿意,仅占调研样本家庭的5%。在150户样本家庭中,除去63户有劳动力留守家庭外,其余87户家庭的农业产业主体主要是60岁以上留守老人,这部分留守老人对农业有感情,从农意愿相比年轻人更高。但问到“如果以后你做不动了,你家庭中是否有年轻人愿意回来务农”时,他们纷纷表示“不可能,他们不愿意,也不会做农活”。

2.5 农业从业者老龄化

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外流,农业从业者老龄化现象加剧。3个调研村庄从事家庭农业生产的主要是60岁以上老人,课题组调查人员甚至在田间看到一位84岁的老妇在务农。从表1中也可以看出,3个调研村留守村庄的劳动力平均占31.6%。此外,调研发现,留守村庄的劳动力仅有较少一部分是专职从事农业生产,有一部分在村庄或附近务工,但会参与家庭农业生产工作,属于兼职型农业从业者,另有部分则以经商务工等为主,基本不再参与农业生产。除去3个调研村庄的面上情况,从150户调研样本也可以看出,仅有59个样本家庭有劳动力兼职（24户）和专职（35户）参与了农业生产者,另有60.7%的样本家庭,农业生产全部依靠留守老人,这些老人年龄60~85岁不等,多在65~75岁。

2.6 农业经营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下降

随着农村家庭主要劳动力外出务工比例大幅提升,务工收入占农村家庭收入比重提高,农业经营收入比重则呈现下降趋势。据统计,2017年,重庆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12638元,其中工资性收入4395元,占可支配收入的34.8%,农业经营收入3504元,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27.7%。与2016年相比,其工资性收入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提高了0.5个百分点,农业经营收入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则下降了0.4个百分点[16]。在上述调研的3个村庄,对150户调研样本家庭数据进行整理,剔除对家庭收入存在的“藏富”心理导致的隐瞒,以及老人对外出务工子女收入的不了解致使数据失真等情况,剩余有效统计数据71份,通过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农业经营收入占比约9%~57%,平均占比约为21.3%,农业经营性收入的比重要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2.7 乡村义务教育外移

乡村义务教育外移有被动与主动2种情况,被动外移主要是指近年来大量村小的撤并,使义务教育阶段的乡村孩子上学地点从村内向村外移动;主动外移是乡村义务教育阶段孩子因为家里缺乏留守老人照顾,或因为父母追求更好的教育条件,随同务工父母在异地上学,或到附近更好的教学点上学的情况[17]。乡村义务教育外移,既是乡村衰落的表现,反过来又加速了乡村衰落。重庆调研发现,乡村外流人口中,除外出务工外,因上学和伴读的外流人口也在逐渐增加。在上述3个调研村中,仅有1个村还保留小学,其他2个村庄孩子上学均要到当地乡镇所在地的中心小学,小学距村最远的C村,有近20 km。因此,孩子教育也成为不少家庭外迁的原因,如A村就有27户家庭因孩子上学需要,到镇上租房居住,另有41户家庭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离开村庄,到长寿区、重庆市或父母务工地就读。

2.8 乡村自治组织弱化

乡村村民委员会和村支部委员会（简称村“两委”）是实现村民自治的村基层组织。其中,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18];村党支部则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党的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19]。
与许多地方村民委员会选举的热门相比,西南地区特别是山区的村民委员会对大量宁愿外出务工的村民已经没有太多吸引力,村委会成员普遍年龄偏大。3个调研村村委会主任年龄均在50岁以上,村委会成员平均年龄为46.6岁（表5）。其中C村村委会成员最多,平均年龄最低,学历最高,这与国内当前的脱贫攻坚政策紧密相关。
调研同时发现,村干部在村民当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正逐渐丧失,不少村民认为村委会换届选举与其自身利益不大,谁当选都一样,或认为村委会换届选举纯粹走形式,甚至80%的农户对村务公开情况根本不关心。乡村参与村委会选举的村民一般在本村或附近从事农业产业或商业经营,参与村委会工作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兼职选择,这使村委会成员很难将全部精力投入工作中。
村党支部是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是村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乡村衰落反映到村党支部,表现在常年在外党员增加、支部活动开展难、党员年龄偏大、后续党员发展不足等方面。调研的3个村常年在外务工党员占党员总数的31.7%,60岁以上党员占党员总数的55.5%,30岁以下党员仅占党员总数的5.3%（表6）。调研发现,近年村支部党员发展难度大,年轻人多在外务工,对村基层党组织了解不多,入党积极性不高。
表5 调研村村民委员会人员结构情况统计表
调研村庄 村委会成员数量/人 村委会成员平均年龄/岁 村委会成员学历
A村 5 51.0 高中
B村 5 48.8 高中
C村 7 42.0 大专

3 西南地区乡村衰落诱发的深层次问题

西南地区乡村衰落现状,从上述表现可见一斑。通过这些现象,分析乡村衰落诱发的深层次问题,可以更深入理解当前西南地区乡村经济发展形势和困境。

3.1 乡村养老问题

国内农村老人养老模式一直以来以子女照料与土地供养为主[20],但随着乡村人口大量外流,大多农村家庭只留下老人孩子留守农村,这些农村留守老人不仅承担着照顾孙辈的责任,还成为家庭农业生产的主力,农村老年人面临着严重的身体与心理负担,长期缺乏生活照料与情感关怀,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养老问题。以调研的重庆C村为例,全村303户农户中有187户家庭只剩老人与孩子留守农村,其中75户家庭中既有留守老人,也有留守儿童,其余112户仅留下老人在村,也就意味着这112户家庭的老人无法获得儿女的照顾、孙辈的陪伴,只能独立承担家庭农事活动与照顾自己的责任,甚至生病也无法获得及时医治与照顾。
乡村人口外流正从家庭人员的个体迁移到举家迁移转变,且该趋势短期内不会发生改变,由于外迁成本与老年人的恋乡情节等原因,这种举家外迁多是年轻父母子女的外迁,最后只会留下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独居乡村,加剧农村留守老人养老问题。近年来出现的不少农村老人年自杀事件,正是乡村留守老人养老缺失的体现。《半月谈》杂志曾发表《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报告称,大陆农村老人自杀问题已经严重到触目惊心的地步,老人自杀除了生存艰难、疾病缠身外,缺乏亲情也是重要原因[21]。
重庆大量农村地处山区,分散化的居住方式,增加了乡村留守老人的孤独感和养老风险,使养老问题更加严峻。在重庆乡村,大量留守老人体衰病多,外出购买生活用品与看病变得艰难。分散化居住还弱化了他们与外界的交流,使其出现语言弱化,且发生意外不能被及时救助,甚至死亡不能被及时发现等。

3.2 农业发展问题

乡村衰落,人口流失,农业生产面临着严峻现实问题。首先,大量农村家庭农业从业者高龄化,留守老人们从事农业生产主要以满足家庭消费为主,很少考虑农产品的商品性,受体力与精力约束,他们偏好选择管理简便、劳动投入较少、易于耕作的传统作物种植,减少需要投入较多人力、技术的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进而使农业种植结构趋于单一、复种指数降低,村庄大量土地呈粗放经营状况,也使农业新科技成果在农村的推广应用难度加大。其实,由于农业比较效益低,农业经营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连年下降,且农业生产条件艰苦,年轻一代对务工的意愿比较低,使农业生产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此外,西南地区山多地少,耕地地势多样,且规模偏小,使农业机械化程度一直难以提高,是当前农业生产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以重庆为例,重庆境内山地面积占76%、丘陵占22%、河谷平坝占2%,这样的地理地貌,使重庆农业机械化水平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不仅增加了农业规模经营难度,而且制约了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因此,西南地区很难像北方通过“田园管家”式的全程农业生产社会服务,解决家庭劳动力缺失的农业生产难题,或通过“规模化+大型机械化”,实现机器对劳动力的替代,故西南地区在乡村衰落中面临的农业生产问题更加严峻。

3.3 乡村治理问题

国内乡村自治主要通过村民委员会和村支部委员会2个基层组织来承担日常管理职能,在不少村庄村支两委基本是一套班子,直接参与承担村庄日常管理事务的村干部人数有限。在西南地区,基层村自治机构成员一般5~10人,且表现出组织弱化、后续人才不足等现象。但同时,西南地区村庄治理问题并没有趋于简单,反而出现了更多新的问题。
3.3.1 村自治范围扩大 特别是近年来推进撤乡并镇并村,扩大了村庄规模,使村委会管辖范围增大。以调研村C村为例,该村由原来2个村庄合并而成,村庄范围与人口均扩大了1倍左右,合并后该村幅员面积17.41 km2,从村委会到辖区最远的社有近20 km山路。村庄扩大,村民分散,给村自治管理增加了难度。
表6 调研村党支部人员结构情况统计表 （人）
调研村庄 村党支部党员 党员性别 党员年龄分布
党员总数 长年在外党员 男 女 30岁以下 30~59岁 60岁以上
A村 96 27 79 17 5 34 57
B村 64 23 56 8 4 23 37
C村 29 10 27 2 1 17 11
3.3.2 村支两委事务增多 目前,乡村村委会不但要承担村庄自治职责,同时还承担了大量行政事务,特别是近年来,大量惠农政策深入农村,越来越多财政资金投入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发展,这些项目的落实需要依靠村支两委干部推动,不少村支两委干部只能把更多精力放在这些项目落地与跟踪上。此外,基层政府每年有大量下派的社会事务会转嫁到村支两委,增加其工作量,分散其村庄内部治理精力[22]。
3.3.3 村自治环境复杂化,内部问题增多 当前,农村阶层分化,加之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种养殖大户等新型主体增加,村庄治理面临的对象多样化,村庄治理难度加大。此外,随着村庄空心化和老龄化加剧,村庄治安、医疗、丧葬等问题凸显,对村自治机构服务内容有了新的要求。
3.3.4 村民参与村庄治理积极性降低 长期在外的村民,对村庄事务的关注度下降,集体意识淡化,集体归属感不强;留守村民则以老年人为主,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较低,对村委各类活动的参与率不高,使村自治机构凝聚力下降。

3.4 乡土文明问题

乡村衰落使长期维系乡村和谐的乡土文明断裂,乡村公序良俗根基动摇。长期以来,乡村民众在共同生活与交往中,形成了建立在血缘、地缘、趣缘等基础之上的互相信赖的“人情”关系,它是维护农村社会团结互助的纽带[23]。但随着大量村民外流,乡村许多优良传统和理念逐渐从村民生活中剥离,村庄原来传统习俗、宗族力量、人情关系、邻里互助等慢慢削弱,甚至消失,“熟人社会”形成的道德规范与价值认知被打破,乡土文明纽带松弛,集体意识变得淡薄。这种变化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和大量乡村义务教育外移的孩子中表现得越来越突出,这些新“村民”,在村庄生活时间短,对故乡的认同与感情尚未成长起来,因而更容易抛弃村庄乡土文明的约束。乡土文明崩散,使村庄内不断出现违法违规、赌博滋事、不赡养老人等失德现象,严重影响了乡村社会和谐,增加了乡村治理难度[24]。

4 结论与思考

研究证明,如重庆这样的西南丘陵山区,分布零散的乡村,严峻的农业生产条件,弱化的乡村组织组织,流失严重的乡土文明,使乡村衰落形势与问题更加严峻。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破解乡村衰落指明了方向。面对西南地区乡村发展现状与问题,推进乡村振兴,应重视以下几点。

4.1 正确认识乡村衰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

城镇化进程中必然有一部分乡村衰落乃至消亡,有专家研究认为,国内平均每天消失的村庄达200多个[25]。但与此同时,也必然有大量乡村在新的历史机遇下重新获得新生,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因此,推进乡村振兴,应充分考虑全市不同区域乡村差异、村庄衰落程度与未来发展趋势,对不同乡村进行识别,因地制宜给予对口扶持,不宜施行“一刀切”的政策。

4.2 高度重视乡土文化

重塑乡土文明,挖掘乡土文化蕴含哲学思想和精神理念,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新时代乡风文明之魂,唤醒村民文化自觉与自信,培育农民群众凝聚力,重塑村社共同体。要发挥乡风文明在乡村振兴中的精神引领作用,加强乡风文明对村民的道德约束与价值提升,塑造风清气正的乡村社会生活环境。以文化凝聚与激励民心,发挥农民群众在乡村振兴中的主观能动性,鼓励村民积极参与乡村治理与产业发展。

4.3 激活农村资源,丰富农业形态,兴旺农村经济

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充分激活与利用农村的气候、环境、土地、文化、人才等资源,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开发与融合,不断丰富农业形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导乡贤能人、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主等加强合作,创新农业经营模式,提高农业经济社会效益;培育与引进农业企业发展农业产业,创新企业与村民的利益链接机制,加强企业与村民的互补与合作,使农民成为产业兴旺发展的参与者与利益共享者,而不是“旁观者”。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提高农业机械化替代,创新农业社会服务体系,鼓励社会化服务组织通过统防统治、全程机械化服务、代耕代种、土地托管等方式,开展“管家式”专业服务,弥补小农户生产劳动力不足、成本高等问题。

4.4 重视乡村养老问题,提高乡村老年人幸福指数

乡村振兴必须重视乡村经济与社会文明的同步发展,正视乡村养老问题,而不能坐视曾经为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的高龄农民在乡村衰落中面临老无所养、老无所依窘境不管。应加强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提高农村养老保险金,完善农村医疗服务体系,创新农村养老模式。普及村庄公立养老机构建设,完善设施与护理人员配套;设立专项资金,支持村庄开展老年人免费三餐服务,鼓励社会公益参与;鼓励乡村居住相对集中的农户开展互助养老,轮户开展老年人三餐服务与生活照顾。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作者已声明无竞争性利益关系。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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